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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耀松与杭州文元堂书庄
 

  古旧书业对于发掘、保存、流通、出版文献从而嘉惠学者、推动学术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南宋时,杭州是书业中心。民国前期(抗战前),杭州古旧书业显盛于新书业,是古旧书业重镇,闻名全国。据王松泉、王巨安撰《杭州百年书肆记》所载统计,其时在原本不大的杭州老城区内(确切地说在今上城区的清河坊、梅花碑、城站、中山中路、仁和路、解放路一带),有四十多家专业或主业古旧书的店肆,其中抱经堂书局的营业规模称雄全国。

  浙江省首部出版专业志——周祖赓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大著《浙江省出版志》,吸收了许多最新研究成果。其第六编第一章第一节“晚清至民国时期书刊发行机构”,首列杭州文元堂书庄:

  杭州文元堂书庄,清光绪二十年(1894)创办,书庄业主杨耀松。店址杭州清河坊,并在花市路(现仁和路)开设分庄。主营古籍版本收购和销售,兼营图书印行业务。全国各大图书馆和藏书家均为该店客户,是当时杭城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书庄。曾印行《红楼梦图泳》、《西湖导游》、《西湖丛书》等木刻、铅印图书10余种。民国16年(1927)歇业。

  这是史志第一次记载评述到杭州文元堂书庄(下称文元堂),确认了该店的历史地位,改变了以往在论及杭州古旧书业时往往推崇抱经堂书局而忽略文元堂的局面,但内容有误,揭示尚欠周全。

  文元堂史考

  杨祚昌(字耀松,以字行)编著、文元堂于民国十年(1921)七月初版的《游杭纪略》,载有一张题为“六十年纪念特设廉价部”、“中华民国十年二月摄影”的文元堂门面照片,据此推断文元堂创办于清同治元年(1862),而非《浙江出版志》所说的光绪二十年(1894)。此后,文元堂一直主事刊刻发行,现查见的其早期出版物有:清同治七年(1868)刊行《文心雕龙十卷》,清同治十年(1871)刊行《对山书屋墨余录十六卷》,清同治十三年(1874)刊行《埋忧集十卷续集二卷》等。杨耀松是文元堂的继承人而非创办者,他自己在书店收买旧书的广告中也称“耀松世业鬻书”。可惜这些事实未被今人关注到。

  文元堂到杨耀松主持时,已是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其时主业仍是刊刻发行。主掌多年后逐步主营古旧书。朱遂翔(1894—1967)《杭州旧书业回忆录》称:“余自清光绪三十四年来杭学习书业于杭州清河坊文元堂书局(笔者按:“局”应为“庄”),拜杨耀松为师。当时对旧书不甚注意,兼营所及,略事点缀而已。……业师对旧书,原亦不懂,因资本充足,敢于作为。……且也不懂版本,某书为少见,某书为足本,某书为复刊,但知明本是好书。关于精抄之稿本,亦不加以研究。”彼时所称之旧书,即今所谓之古籍。朱遂翔还同时一并记载了他初入文元堂时所见的两笔由杭州同行介绍来的大生意:一是杨耀松盲目买卖著名校勘家杭州塘栖劳权、劳格(1919-1864)兄弟所藏稿抄本、批校本,最终廉价全部转归北京同行丁骏臣、解松泉、韩子元与北京大藏家傅增湘(1872-1949);二是杨耀松不知杭州城头巷清来堂主人吴煦(1809-1872)藏书之珍贵,失之交臂而为上海南洋中学以2500元廉价全部购去。这都表明,此时的杨耀松还不熟古籍,文元堂主业刚在转换起步中,而杭州同行也缺乏相关眼光能力。

  辛亥革命成功,改朝换代,清遗老及家属纷纷变卖家产文物,最终为新贵、新藏家迅速囊入。朱遂翔因此说“嗣是旧书流通之风气大开,市上设肆经营者日多,以此书价逐渐上升。” (杭州旧书业回忆录)

  文元堂在1920年前后已成为杭城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古旧书店,并设有分店天禄阁书坊于民国浙江省政府所在地梅花碑(后迁花市路)。前面提到的那张摄于1921年的文元堂照片显示,该店门口合影者大小有十人,当不外乎杨耀松及其职工徒弟,而同期杭州的旧书店多是夫妻父子店。1924年上海古今图书店出版的《杭州指南》,已列文元堂为杭州书业名录中的第一家,并加注为:“专售旧版古籍,为杭州冠,故特表之。”民初史地学家樊镇漱在为杨耀松的《西湖联话初编》所作序中也称:“杨君勤以考古,为杭州书估中之巨擘。”

  樊镇漱该序系应杨耀松而作,落款时间为民国十七年(1928)2月,而《西湖联话初编》版权页注明“中华民国十七年三月出版,发行者文元堂书庄”。这表明,此时杨耀松尚在世,文元堂还在经营。但其地位,此前已被朱遂翔于民国六年(1917)正月所设的杭州抱经堂书局替代。日本汉学家长泽规矩也(1902—1980)曾多次赴中国访书,于1930年前后几次来杭州。他在1930年7月所写的《中华民国书林一敝》一文中提到:“抱经堂……近年来印行书目,发展邮购销售,其势已超过清河坊的问经堂、文元堂,现在已是杭垣最大的书肆。”问经堂一直以传统方式刊印历史文献而出名。长泽规矩也继而在《收书遍历》一文中又称:“文元堂于主人死后的民国十九年关张。”朱遂翔《买书琐记》也称:“文元堂无人传下,人亡店歇。”

  古书经营不易。杨耀松有二子一女,终未承继祖业。历经69年为近代以来杭州书业存世最长的民营书店文元堂,从此被渐渐淡忘。

  杨耀松其人

  文元堂后期主营古旧书并成为杭州该行业魁首多年,与杨耀松密不可分。

  有关耳闻目睹杨耀松经营古旧书的第一手记载,所见主要就是朱遂翔的《杭州旧书业回忆录》。此外南海康有为(1858-1927)1923年7月13日在致李炳宪信中提到:“杭清波门文元堂杨耀松,熟于卖画事,托其购各画,比沪画贱而易觅。”(《康有为全集》第12集)可见杨耀松还同时经营字画并熟知藏家、画家且名声已广。而樊镇漱所称的“杨君勤以考古”,应指杨耀松爱好历史。从杨耀松编著之书及多名家审定、题名、作序看,他不仅长于地方文史,也与学界多有交往。除前面提到的《游杭纪略》、《西湖联话初编》外,杨耀松还编著有《天竺游记》一卷、《灵隐游记》二卷,分别作为《西湖丛书》的之一、之二集,由文元堂于1924年出版。他在所撰《天竺游记·序目》中称:该丛书“先出十集,为《西湖丛书》之初编,馀当陆续纂辑”,并列出已拟定的该丛书初编部分另八集书名,分别为《孤山游记》、《虎跑游记》、《西泠游记》、《烟霞游记》、《苏堤游记》、《南屏游记》、《葛岭游记》、《西溪游记》,计划可谓宏大,可惜均不及面世。文元堂地位被抱经堂书局超越,显然与杨耀松后来致力于写作以实现他的宏大计划有关。《浙江省出版志》称文元堂出版有《西湖丛书》,乃是未明就里显然以偏概全。

  而之前编撰出版的《游杭纪略》,已能体现杨耀松的治学水平与态度。该书是一部体例创新而完备的杭州指南,内容广泛,分疆域、名胜、建置、教育、交通、方技、物产、风俗等,下再细分,一一介绍杭州的掌故风俗与近事时俊。他认为以往的杭州地图所绘马路坊巷多有遗漏,请人重绘了《最新浙江省城全图》与《最新西湖图》,置于该书卷首,并在前图上题以说明:“不惜重资,请测量者重新校正”。该书1921年7月初版为二卷,1922年11月再版时加补编一卷(另请得浙江都督卢永祥为之题写长序),“但不上二、三月,一万多本书一起销空”并被“盗印”,为此他1924年3月出三版时加三编一卷,1925年8月出四版时他再经全面修订,由此可见杨耀松治学态度的认真严谨及其著作的畅销程度。

  针对外地来杭者日多,杨耀松在其自行出版的著作中,多附载文元堂及分店天禄阁书坊的经营广告。在那时新闻媒介并不发达的情况下,这些介绍杭州历史风光的出版物乃是有效的广告载体。一则刊于第三版《游杭纪略》(也载于杨耀松的其他著作)题为“收买旧书”的“文元堂广告”,雅甚,显别于他业,可见杨耀松文才与经营之道,内容全录如下(标点为笔者加):

  杭城为南宋行在,设肆鬻书,世称宋刻之最。精者如张官人诸史子文籍铺、鞔鼓桥南河西岸陈氏书籍铺、钱塘门内车桥南大街郭宅书铺、睦亲坊陈宗之芸居楼书棚、橘园亭小陈道人文籍书房,其它尚不胜偻指。此皆见元明清诸家书目者。耀松不敏,窃有慕焉!盖耀松世业鬻书,每岁所搜善本,插架连云,历年即久,积聚遂多。所蕲魁士鸿儒与英豪而并至,名姝闺秀携裙屐以偕来,巨可束以牛腰,细不嫌夫螡睫。倾心款洽,引领欢迎。此启。

  本堂收买旧书,不拘远近,派有伙友,专诚收购。近年以来,本堂所出之价较他处为优,是以纷纷来售,应接不暇。特恐远处不及尽知,特附刊告白,俾使接洽。倘有秘密出售未便宣布者,请书函交邮局寄杭城清河坊文元堂书庄杨耀松收,本主人即亲自前来议价,断不丝毫泄漏。或将书名、卷数、某人所撰及何种版本或系钞本或将第一本寄来,均可议价。特此广告。

  杭州文元堂书庄杨耀松谨启

  电话九百五十一号转达本堂

  文元堂藏书既富,杨耀松为此曾先后编印书目达十数期,广发全国。但现仅见《杭州文元堂新编书目》(不署出版年,国家图书馆藏)与《杭州文元堂书目第十编》(民国十二年编印,上海图书馆藏)各一册,均未列书价。《浙江省出版志》认为“全国各大图书馆和藏书家均为该店客户”,似为过誉。但杨耀松确有一大批主顾,这也是文元堂昌盛的主要原因。其中仅据朱遂翔《杭州旧书业回忆录》提到的本地知名藏书家就有刘学询(光绪进士)、朱瑞(民初浙江都督)、刘焜(浙江巡按使公署秘书长、省警务厅厅长)等。同样为杨耀松著作审稿、题字、作序的孙康侯(世家)、崔永安(曾任护理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杨复(浙江图书馆监理,即馆长)、徐则恂(浙江内河水上警察厅长)、吴士鉴(光绪榜眼,曾任江西学政)等,也都是杭州知名藏书家与文元堂的常客。

  从前面提到的照片可见,文元堂匾额虽题“文元堂藏书”,但杨耀松并不跻身于藏书家之列,其藏书钤印作“钱塘耀松杨祚昌经眼”。浙江图书馆有文元堂的赠书。据顾颉刚《旧书整理部一年大事记》记载,远在广州的国立第一中山大学(今中山大学),仅1928年就得到文元堂的赠书“五十八部,二0五册”。

  文元堂之地位

  南宋时盛冠全国的杭州书业,主业乃是出版与发行的合一。明清之际,杭州书业一直秉持这一传统,未能像北京那样早在清中期已分离成古旧书业。朱遂翔称:“杭州旧书业,自(笔者按:应为“至”)光绪末年止,有郑小林之古欢堂,有杨耀松之文元堂,只两家业旧书。”从文献记载与前面提到的情形看,只能认定杭州古旧书业形成于清末民初,而古欢堂(1928年歇业改行)的规模与影响不及文元堂。

  杨耀松执掌的文元堂带动了杭州古旧书业的兴起,尔后在杭从事该行业的也多杨耀松的徒子徒孙出身,其中有的成为行业翘楚,在文化界有一定影响。朱遂翔在入文元堂前乃浙江上虞一船工家庭孩童,他25岁即能自立门户在杭设抱经堂书局,十年后成为营业规模全国最大的古旧书店,与他在文元堂长达十年的学徒职工生涯且得到业师杨耀松的重用(曾被委为文元堂分店天禄阁书坊经理)密不可分。朱遂翔的学生王松泉(1913-2006),在1958年杭州古旧书业全部公私合营合作化后,以其影响成为杭州出新书店总经理与市政协委员。

  杨耀松勤于著作,带动杭州古旧书业好学成风,多有建树。如朱遂翔精于古籍鉴定;余任天(1908-1984,曾设任天书屋)系诗、书、画、印一代大家;朱宝庭(1910-1974,曾设汇古斋)擅文物鉴赏与书、画、印,为西泠印社早期社员;王松泉(曾设松泉阁)晚年有《民国杭州藏书家》等十数万字发表;严宝善(1923-2002,曾设宝贻斋)有一生心血结晶的目录提要类专著《贩书经眼录》面世。

  杨耀松执掌的文元堂在后期主业古旧书,却不废传统出版。从《游杭纪略》各版多次刊登“文元堂书庄发行”的书目可见,文元堂在后期确印行过《红楼梦图泳》等木刻、铅印图书10余种。影响所及,朱遂翔后来居上,在杭设抱经堂书局21年,刊刻与影印历史文献达48种,其中大型丛书4种。另有陈立炎的六艺书局、韩学川的宋经楼,也在主营古旧书的同时大量从事出版发行,且多涉及杭州地方文献。如海宁人陈立炎于清宣统三年(1911)在上海开设首家古旧书店古书流通处,迁杭设六艺书局后,仅在1928年至1930年的三年间,就出版有《西湖遗事古今佳话》、《杭俗遗风》、《西湖韵事》等杭州地方文献十余种。这是杭州古旧书业有别于它处的一大特色。

  古籍修复技术源于民间,是从书籍装帧装订发展而来。文元堂一直不废传统出版,本就具备装帧修复力量并形成专业分工。如朱遂翔、王松泉就分别提到文元堂有裁缝(装帧涉及绫面、函套等)孙司务与裁书工光和师傅。朱遂翔还对文元堂为迎合大买主杭州刘庄主人刘学询所要求的“均需写宋字书根,装配银杏木夹板,务求外表美观”作评价道:“杭州旧书之有衬纸及用洒金纸书面与绫绢包角,以求其形式之矞皇典丽,亦肇始于此时。良以工料丰赡,工资低廉,只求装潢,以事招徕,作之俑者,文元堂也。”这种古籍修复保护装帧工艺,实际即是当今古籍修复界颇为推崇的“金镶玉装”的精细版,属高层次技艺。

  古籍修复技艺以往一直缺乏重视与记载,现在急需大量人才,但奇缺,相关研究也难开展,更无从探清民初以前南北各派古籍修复技艺的传承历史。所幸南派文元堂古籍修复技艺传播至今。朱友伦、秦坦在《杭州图书业》中称杭州修补古籍的“好手”“王松泉、杜国盛、朱立行”,其技艺即从文元堂传承而来。“王松泉于1931年从杭州到上海传经楼书店为该店传授古籍修补技术,1935年受阿英之聘到他家修书直至1938年。王退休后曾为杭州图书馆装修线装古籍,又为浙江图书馆培训人员讲授古籍知识”。1983年,浙江图书馆受国家文化部委托,承办一年制全国(南方片)古籍修复培训班,聘王松泉及所推荐的师兄应颐康(绍兴古旧书店退休)主讲传授。这些当年的学员,现为省级图书馆或著名大学的古籍修复专家,并已带出更多专业人员。这表明,文元堂的古籍修复装帧技艺代有传承,并已广及多省。

  (作者系浙江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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